例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为他们过去的竞争力并非来自技术，而是来自人多便宜可替代，这是一种以数量弥补效率的路径。而对那些未完全按照市场定价，而是通过观念与制度将工作区分为三六九等，以此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国家来说，人工智能则会进一步造成更为棘手的伦理困境。
例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对这些国家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只有经济上的工具价值，而缺乏伦理意义上的人格价值，他们并不是以人的身份被承认，而是以功能的形式被嵌入到整个生产体系之中。换句话说，他们从未被当做目的而对待，而只是作为被调度、被消耗、被替换的手段而存在，这恰恰违背了300年前康德提出的最根本的伦理前提，人应当始终被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依靠劳动力数量维持经济规模的国家，其经济优势会首先被瓦解，因为劳动力这一工具的载体会从不对称的人口数量转变为无上限的机器能力。就像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人口密度还是工作时长都远远比不上东南亚国家，但人工智能技术毫无疑问会打破过去那种基于道德差距和制度空间的效率壁垒，彻底堵死后发国家以量取胜的弯道超车路径。
更为致命的是，这些国家还将面临更为棘手的伦理观，亦或是价值观的挑战，因为就连人们仅有的经济工具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的资格，现在也要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了。虽然怎么对待社会中无用的劳动力是一个摆在全球国家面前的伦理困境，但西方国家似乎可以更加轻松的应对。
因为从启蒙运动以来，从康德以来，他们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和观念，西方的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社会在思想观念上对人的生存尊严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并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是被制度化为分配原则。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正义观一样，社会制度应当在差异存在的前提下，优先保障最不利者的基本处境。
从这一方向来说，人工智能不过是倒逼西方国家扩大福利范围的技术奇点而已。而那些依赖重商主义和控制思想维持稳定的国家，则会同时陷入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的巨大冲突之中，因为全社会从上到下没有发自内心的形成认同人的生存尊严的思想共识，整个国家的所有制度安排、职业划分乃至文化叙事往往都服务于一种更高层级的控制逻辑，人的尊严价值被全方位否定。
所以在缺乏思想基础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然降临不仅会放大这些国家的思想断裂，反而会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初期加剧因社会地位不对等所导致的财富极端分化。